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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互联网时代的危机管理防重于控。对于危机管理而言，预防是第一位的。科学有效识别和预警危机，永远是危机管理中最有价值、最富挑战的工作。预防的功夫下的深，事发的概率就低的多，处置的成本就小的多。目前我们对风险治理、危机管理，重点放在应急上，预防是薄弱环节，存在严重不足。这次疫情爆发，事前就有许多苗头：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论文显示，在2019年12月31日前，武汉市和湖北省出现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就可能达到104人，并在之后的10天里又增加了653人；根据环球网报道，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，在收治多个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后，于2019年12月29日通过医院向省、市卫健委报告；根据武汉市卫健委12月31日的通报，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就有27例，重病有7例。

　　埕北油田，是中国海域建成的第一个国际合作油田。1980年5月29日，在日本东京，中国石油勘探开发公司海洋分公司与日本石油公司签订了渤海西部、南部和埕北油田的联合勘探、开发生产合同。　　许多人可能不解，早在1972年就已发现埕北油田、1976年中国人已建成采油平台，为何不继续独立开发、为何还需中日合作？

在互联网时代，危机发生和处置的过程受到全社会关注、国内外关注，稍有不慎就会添柴加火。危机管理必须以法律法规为准绳，坚守诚信高地、道德底线，不越雷池半步，经得起社会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。关键是做到三条：一是在法律范围内行事。不能因为应急而违法，切忌图一时之便、一时之利而超越法律，时时处处要依法办事。二是用道德准则约束行为。不能感情用事，做无原则的承诺；不能采取愚民政策，信口开河，息事宁人，留下后患。三是发挥法律对危机的防范和矫正功能，预防危机发生、减轻危机损害，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秩序。绝对不能对危机发生的原因、造成的损失说假话、取假证。建议以这次疫情防控为契机，总结经验教训，修改完善涉及风险治理、危机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，提高依法治理、依法办事的水平。

印度空军希望采购新型战斗机的进程能够加快，因为它目前仅有31个战斗机中队（每个中队18架飞机），而只有42个战斗机中队才能同时应对中巴。不过，SP模式具有相当的复杂性：作为战略合作伙伴的一方，印度本土制造商需要具备一定的财力、技术实力和基础设施；至于外国的飞机制造商则会考虑究竟可向印度转移多少技术。

“入之愈深，其进愈难。”今天，民族复兴进入关键阶段，景色更加壮阔，时间更加紧迫，“不创新就要落后，创新慢了也要落后”。改革开放来到了新的关口，没有经验可循，没有模式可依，简单延续和模仿前期改革、修补完善已有改革成果，都难以实现大进步，必须向着陌生地带、高难领域发起新的改革攻坚。一切社会变迁和历史变革的终极原因，“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”。没有实践大创新，就不会有改革大突破，改革开放的过程，就是实践创新的过程。除了勇敢推进理论创新、实践创新、制度创新、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，我们别无其他选择。

政府搞的五险一金和老百姓买的商业保险都在不断增加，我们主要缺的就是年金，虽然中央提出过，形成制度，但买年金的很少。要把这一块搞上去。为什么美国企业都为职工、为高管买年金呢？除了企业管理和凝聚力外，很重要的，美国政府制定政策，对任何企业为职工买年金，企业出的钱部分可以抵扣企业所得税。